陕西宝鸡作为周文化发祥地，自西汉神爵四年（前58年）美阳县（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出土尸臣鼎以来，先后出土了大量高规格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在国内外先秦历史文化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由此也造就了宝鸡“青铜之乡”的美誉。

据铭文内容，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的用途可分为祭祀、赏赐、册命、盟誓、约剂、征伐六类。祭祀类，以㝬簋[hú guǐ]为代表。赏赐类，以鲜钟、盠[lí]驹尊为代表。册命类，以四十三年逨[lái]鼎为代表。盟誓和约剂类，以散氏盘为代表。征伐类，以虢季子白盘、禹鼎为代表。以上青铜器，均为学术研究与博物馆展览中关注度极高的国之重器。

四十三年逨鼎。

西周铭文文体的形成，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强大动因。此有两种路径可以讨论：一方面，通过与《尚书》文体对照，既由两者的相似证实《尚书》的真实性，又可以明晰宝鸡出土青铜铭文异于《尚书》的文体特点；另一方面，以形式体会价值，透过铭文与《尚书》相同的编纂意识，也能一探早期文体的形成与发展基因。

首先，《尚书》的“诰”“誓”“命”等三种文体，与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相关文体能够直接对应。二者文体样式相近，行文特点相似，此可证明《尚书》与铭文产生时代相当，也表明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可与《尚书》地位相较。

其次，《尚书》“典”类文体的编纂意识与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铸刻意识相近，均具有实用理性的创作精神。这种实用理性就是历史意识：周人有意识地搜集史实，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一方面这是周人长期以来积淀的历史意识的指引，另一方面则出于现实统治环境的需要。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体式的形成与这种意识密切相关。《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对于尧舜治世的追述，显示了周王朝统治的历史承续性，也明示了新王朝希冀天下大治的美好愿望。在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中，这种历史意识反映明显。如周恭王时期的墙盘记载了从文王至恭王的周王世系，反映了周初七代天子的文治武功。与周天子世系相并的是微氏家族辅佐历代周王的光辉家史，铭文结构气势宏大，罗列人物众多却不芜杂，言简意赅地描述了每个历史人物的功绩。逨盘则以更为广阔的历史长卷记述了完整的西周帝王世系。铭文显示逨的祖先世代辅佐周王，屡受周王嘉奖，当逨承袭爵位再次受到周王奖赏时，他便作器记述自己家族的光辉历史。仔细观察逨盘铭文，不同于墙盘先述周王历史再显祖先功绩，而是以祖先功绩为主，结合周王世系，二者紧密相连，不显纷乱。这两篇铭文一方面反映出两个家族与周王室的关系，另一方面反映出强烈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逐步形成了后世史传散文的著述意识。同时，铭文记述历史的成熟也进一步说明铭文文体在史传散文史上的先驱地位。

墙盘。

宝鸡出土西周青铜铭文作为一种文学艺术作品，它所具备的艺术精神透过其成熟的文体范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显示出中国早期文学的独特风采。其一，文体形式整饬，句式整齐，文辞古朴，这些青铜铭文以四字句为主，兼有杂言，形式灵活而又自成规矩，体现出对章法美的追求，同时有的段落已注意押韵，实为后世韵文之滥觞。其二，文体内容完备，具备记事文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全，铭文大都具有日期、地点，对人物也多有介绍，事件脉络记述清晰，虽则文字难免“佶[jí]屈聱[áo]牙”，但仍被后世史官奉为叙事散文典范。其三，创作情感突出，情感和内容相适应，征伐有战必胜的信心、训诫有不容置疑的威德、册命则情感真挚恳切。其四，创作意识统一，创作者的历史意识浓厚，每篇铭文都承担沟通过去与未来之职责，文体的文学价值突出，影响了后世文人创作的价值取向。

总之，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已具备“体式美、伦理美、实用美”三者统一的艺术性，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精神的基础，折射出中国古代美学的早期风貌。（“学习强国”宝鸡学习平台）

编辑：李雪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