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是一种具有广泛流行性或强烈传染性的疾病,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后可能就已存在。在我国，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疫病出现于殷商时代，甲骨文中不仅有多种疫病的名称，还有“疾年”一词，被认为是当时人们对疫情的认识。西周以后，见于文献记载的疫病愈来愈多，并且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科学的防治思想和方法。

周代见于文献记载的疫病约有14次，涉及周王室及多个诸侯国。《尚书·金縢》载周武王灭商后第二年因“遘厉虐疾”而死，即周武王染上流行性疫病，再加之操劳军国大事过度劳累竟致其殒命。《诗经·小雅·节南山》载周幽王时王室暴发大疫病，百姓死亡甚多，使得西周社会雪上加霜，国家政权处于风雨摇曳之中。西周社会疫病的流行对当时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乱频仍，饥荒频现，疫病在多个诸侯国暴发。《公羊传·庄公二十年》载，齐国暴发了大面积的疫情，并且波及鲁国。《左传·襄公七年》载，郑僖公为君不德，被郑子驷派人刺杀，之后子驷向诸侯国发布讣告，国君患疟疾暴亡。杨伯峻认为郑国当时可能正好流行疫病，子驷以此为借口可以遮人耳目，不易引发别人的猜测和怀疑。《左传·襄公十七年》载，宋国人追逐疯狗，表明春秋时代宋国人已经认识到疯狗的严重危害，故见疯狗群起而攻之。《左传·昭公十九年》载，许悼公患疟疾后，太子止向其进药，悼公病情不仅未见好转，反而突然去世。因太子止进药之前未经医生核定，因此落了个弑君之名，太子止因恐惧出逃至晋国。汉代何休为《公羊传·昭公十九年》作注时认为，夺去许悼公性命的真正罪魁祸首就是疫病。同年，郑国也暴发疫病，致使国君的几位股肱之臣病亡。综观春秋列国形势图，许国、郑国均在今天河南境内，地理位置相毗邻，两国同时发生疫情，说明此年暴发的疫病蔓延之广、危害之巨。《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景公同时患上了疥疾和痁病，时经一年都未能痊愈。《左传·定公四年》载晋国遭遇水灾和疟疾，使国家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左传·哀公元年》载吴国发生瘟疫灾祸，吴王阖庐亲自巡视，安抚孤寡和资助贫困之人。战国之时，“七雄”横空出世，区域性的统一已经形成，各大诸侯国或为自保，或为争夺统一天下的领导权，相互之间展开了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混战。连年战争造成的死伤和饥荒，成为疫病频频暴发的温床。

周代疫病从暴发的频率来看，北方明显多于南方，这可能与当时北方人口众多密集有关。从疫病传播的范围来看，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西周时代，疫病主要发生于王室，随着春秋战国社会动荡、人口流动，疫病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疫病造成的影响来看，战国时代各国频遭“大疫”、“天下疫”等，疫病的危害程度也在不断地加深。

周代疫病暴发原因多种多样。气候骤变，造成人体调节机能紊乱，使人体无法有效应对自然界的变化，给了疫病可乘之机。周代水灾、虫灾、火灾、旱灾、饥荒、地震等自然灾害交错频发，破坏了生态环境，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调，为疫病暴发提供了温床。以动物为媒介向人类传播疫病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周代人们对此已有初步的认知。周代频繁、旷日持久的战争滋生的各类细菌、病毒肆意蔓延，更是为大规模疫病的暴发提供了可能。

面对疫病造成的现实危害，周代人意识到必须从源头上加以预防，才能将其危害程度降至最低。周代中央层面设有医师、疾医等，地方层面设有乡医，从而建立起了比较健全的医疗体系，成为预防疫病的重要保障。及时清除尸骨、蛊虫、疯狗、老鼠等潜在的病菌传染源是周代预防疫病的重要举措之一。加强饮食卫生、养成良好饮食习惯在疫病预防中同样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顺应时气变化，以此降低人们感染疫病的风险和几率更是周代人们获得的疫病预防的宝贵经验。

面对暴发的疫病，周代人采取系列措施积极应对。以国家力量开展巡诊救治，帮助民众稳定情绪，增强战胜疫灾的信心。对病患进行隔离，阻断疫病传染渠道，防止疫病蔓延。增强个人体质，提高免疫能力。周代人们在采取科学、合理措施应对疫病的同时，由于受时代影响，又将疫病的出现归咎于鬼神作祟，因而也产生了以巫术治疗疫病的荒谬行为以及通过祭祀祖先神灵祈求福佑，企图消弭疫病的落后做法。

尽管周代人在疫病防治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不够完美，但在长期疫病防治实践中总结的宝贵防治思想及采取的卓有成效的防治措施，时至今日仍熠熠生辉，对今天的疫病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成为当今社会疫病防治工作的源头活水。（宝鸡日报）

（作者任晓锋：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

编辑：李雪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