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汉初贾谊评价周公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新书·礼容》）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对传统政治伦理的建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我生不有命在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普遍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其中主要展现在对“天”（上帝）的崇拜。《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里的“神”泛指天神和人鬼。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根据出土的甲骨文卜辞把殷人神灵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天神，包括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第二类为地示，包括四方、四戈、四巫、山、川；第三类为人鬼，包括先王、先公、先妣、诸子、诸母、旧臣。在这三类中，殷人把天神中的上帝往往看成最高的主宰，对其无上崇拜和信奉。
但是，上帝如何与殷人沟通、如何保护商王统治的合法性和长久性？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分歧与争议，典型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殷人作为祖先崇拜的先王先公，可以作为上宾于帝廷或帝所转达人间对上帝的请求、祈福消灾，因而殷人通过先王先公沟通上帝，维护商王朝的统治；另一种则认为作为至上神灵的上帝是和殷人始祖帝喾合而为一，不仅可以命令风、雨、雷、电等自然神，而且可以管制其他部族的祖先神，从而保佑商王在人间居于各部族各诸侯之长。可见，无论上述观点有多么分歧，但是都揭示了一个观念，即在商王朝的统治者看来，上帝是其政权的佑护者。
根据《尚书·西伯戡黎》和《史记·周本纪》记载，当周文王率部战胜殷商的属国黎国之后，商王朝的贤臣祖伊向纣王进谏，认为上天恐怕要断绝殷商的国运，规劝商纣王改弦更张，但是遭到了纣王的拒绝，并自负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纣王顽固地认为，商王朝只受上天的主宰，是上天安排自己做的君王。纣王的想法和行为十分类似于夏朝末年的暴君桀。据《尚书大传》记载，夏桀将自己的统治比喻为像太阳一样长久，坚信太阳不会灭亡，自己的统治也不会灭亡。但事实上，这两位末代君主都错了，太阳永远没有消亡，但是“殷革夏命”，夏桀的天下被商汤取而代之了；上天也没有永远眷顾商王，“周革殷命”，商纣的天下被周武王胜利攻伐了。
“我生不有命在天”吗？上帝还是政权的佑护者吗？这成为一个时代需要解答的新疑问。
“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解决“上帝”与“政权”关系是摆在周初统治者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尚书·多士》记载了周成王七年三月的一天，周公前往新建的都城洛邑，借用成王的名义告诫殷商遗民，纣王不敬重上天，所以上天就对商王朝降下重重的灾祸，而西周遵循上天的旨意、奉行上天的明威、执行王者的诛罚，通过征伐取代了商王朝，这实际上表明上天要终绝商王朝的国运。纣王却不明白上天的意旨，大肆放纵淫乐，罔顾天意和民困，因此上天就不再保佑商王朝了，降下亡国的灾祸。可见，上天从不把大命给予不勉行德政的人。
虽然和纣王一样认为上天是人世间的最高主宰，但是周公是以天命观念解释殷周朝代的更替。在他看来，虽然朝代变化了，人们对天（上帝）的信仰以及天佑王命的观念始终没有改变，但是基于商、周更替的事实，可以得知上帝并非只是眷顾殷人，其喜好对人世间所有人是一致的。上帝赋予世间的天命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上帝只辅助有德行的人，即所谓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从而为殷周更替、武王伐纣找到了新的“天命”标准。换句话说，上帝不再是专属于殷人的保护神，而是所有人的保护神。基于这种情况，周公等西周政治家提出的“以德配天”这一将政治伦理化的口号，不仅能为武王伐纣寻找到合理的借口，而且消解了商王受到上帝唯一护佑的特权，更是为防止“天命转移”、保持西周王朝长久兴盛制定了执政准则。
同时，为了论证“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上天青睐周王朝，周公等周初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描述后稷、公刘、太王、文王、武王、成王等周人祖先和历代周王有德行。诸如，《尚书·无逸》中记载周公言论：“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公认为，自己的先祖太王、王季能够谦让，敬畏天命。父亲文王从事过开通道路、耕种田地等卑下的劳役，对待百姓和蔼仁慈、善良恭敬，而且教化他们和睦相处、安居乐业。正是周公等周初统治者的描述，向世人宣告了周王有德，所以上天才选择了周王，这也奠定了殷周易代的合法性。
“敬德保民”。既然“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尚书·多士》），那么“敬德保民”就成为周公等周初统治者顺应时代提出的新主张。《尚书·召诰》中记载，周公叮嘱周成王：“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在周公看来，要治理好国家，不可不借鉴夏、商两代丧国的教训。夏、商两国虽然接受了天命，但是他们的统治者“不敬厥德”，不能谨慎德行，导致国运丧失。《尚书·蔡仲之命》又记载周成王言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可见，在周初的统治者看来，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来自道德，而道德来源于上天，是上天意志的象征，也就是“天德”。人间的统治者只能与天合德、遵循天意，才能配享天命。换句话说，“敬德”就是“敬天德”，按照上天的意志实施有德政治。那么，一系列问题就摆在了周王朝的统治者面前：什么是“天德”（天的意志）？怎么去发现天德？又如何与天合德，遵循上天的意志？显然，这些是维护统治至关重要的问题。周公等人对这些问题已经做出了非常清晰的回答。《尚书》屡次记载周公等人言论：“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康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可见，周公等人认为天意遵从着民意，天命与民情是一体的，因此，通过观察民情、体察民意就可以洞悉上天的意志。天意渺茫难测，而民意却是现实具体的，就是老百姓反对暴政，希望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生活。据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周公在《尚书·无逸》中的言论：“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祗惧”即敬畏义。商王中宗祖乙认真履行上天赋予的任命，统治人民时持有敬畏之心，不敢过度享乐。只有敬畏自己的职责，才能“保民”。周公等周王朝统治者不断提出“用康保民”“惟民其康”“恤民为德”“惟惠之怀”等保民思想，尤其主张“明德慎罚”，以道德教化为主，谨慎使用刑罚，这些都是在说明如何保民。可见，周公等在处理天、民、王关系时，将天命视为君主的职责，而君主的职责就是“保民”。总之，“敬德”要求统治者对上天所赋予自己的职责充满敬畏，保民既体现天的意志，也是政治统治的内在要求。
从时代的进步性看，周公等周初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天命靡常”，并在人们对“天”的宗教信仰中增添了“德”的内容，由以往单纯“敬天”的神权政治转变为“敬德”的民意道德政治。以“敬德”论“敬天”，尽管仍然披着浓厚的宗教外衣，但是开启了重视人道与民本的德政新面向，这也成为后世儒家德政思想的根源。当然，周公仍受时代的局限，试图用“天”“天命”“天德”等统贯人间的帝王和民众，将天意视为帝王的职责和民众的诉求，但其目的终归是“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希望通过道德保护王权，祈求周王朝长久享受天命，统治千秋万世。（宝鸡日报）
（作者张波：哲学博士，教授，现任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院长、周秦伦理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经学与周秦伦理文化、关学与宋明理学研究。）
编辑：李雪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