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周礼文化教化作用，用艺术的形式引领社会文明风尚，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助力文明宝鸡建设，市文联特举办“崇德向善 周礼宝鸡”文明实践主题文艺作品线上展示活动。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创作出了一批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文艺作品，传播宝鸡文明声音，记录宝鸡文明故事。现将部分优秀作品予以展示，以飨读者。

何尊里面有“中国”

文/吕恭

题记：“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恐怕是我们平常使用最多的词汇了，由此上溯寻源，这几个对我们最重要的词汇最早是在哪里出现的？距今又有多少年代？可能知道的人们就不是很多了……　

首先说“中国”这个词，目前全国普遍认可，没有异议的就是来自于陕西省宝鸡市的中国青铜器博物院中收藏的镇馆之宝——何尊之中。走进这家青铜器博物院的第二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射灯打出的金文体“中国”二字，在有意调低暗光处理的环境中特别显眼突出，光彩映人。待走近仔细观看，一股亲切感自豪感从心底油然而生。作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何尊，则被单独放置于“中国”两字稍后一处高台展柜中，栩栩如生，散发着青铜器特有的青黄相间的光泽，给每个参观者以不言而威的感觉……我慕名而去，认认真真地详细看完介绍的每一个字后，面对“中国”两字，在此驻足良久，感慨颇多。

何尊是西周早期一个叫何的贵族首领及其后人铸造的，后来便流落于民间不知所终。1963年出土于宝鸡市贾村镇，曾被村民拿回家中装粮食，后来又流落到废品收购站，正在随时都有可能被销毁的时候，宝鸡市博物馆的专家到收购站寻宝，认定这是一件古青铜器，便以30元的价格购回。当时只知道这是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无疑，但并未发现这件青铜器有何不同凡响之处。尊在西周早期及以后很长一段历史中，都是作为盛酒的器皿来使用的（尊有酒器、酒爵、酒杯等）。李白《将进酒》中就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句。到后来，国家文物局要举办“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在展前的修复除锈处理时，透过清除掉的斑斑锈迹，才发现了何尊内底仅有100平方厘米的面积上竟有12行122个字的铭文，属金文大篆体，主要记载了周成王向东方扩张，营建东都洛邑的历史事件。这一“内秀”的发现，使得何尊从此便成为了一件十分珍稀的历史文物，更令人十分震惊的是这些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四个字，（大意是我的住宅要建立在靠近中原的地方）据考古界研究并取得共识认为，何尊中铭文的“中国”一词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发现。

经专家确认，何尊铭文中的“中”和“国”字，都属于造字六法中的象形文字（其它五个分别是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中”从字面本身来看，很像是一面特殊的大旗，上下的一竖像旗杆，中间的椭圆形是把手，上下飘扬的是旗帜，当部落首领有事时，就竖起大旗作为召集部族民众的标志，也是指示其部族成员外出归来的聚拢之地，大家环立于旗杆周围，听候命令。“中”是不偏不倚，“中庸”、“中正”之意，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处世之道。此后又延伸出中央、中心等地域概念。而“国”字左边的口代表人，口上面的一横代表房屋，下面的一横代表土地；再看右边，如此重要的地方，必然需要有人手持兵戈来保卫，后来到春秋时期，四周再加上一个圈（口wei），就像是一座城，也就是一个小国了。铸造于公元前1000多年的何尊铭文是第一次把“中”和“国”作为一个词，连在一起用的，这样就出现了最早的“中国”。当然，那个时候的“中国”还不是我们目前中国，就是中华民族华夏大地或者整个国家的意思，最初也就是指一个方位上的区划，比如中央之城、京畿之地，再引申为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等等。

　　但上下五千年，“中国”一词究竟从何而来，在浩瀚如烟的历史文物、典籍中，到底能否找到“中国”最早的出处？何尊这件出土于宝鸡，目前安放于宝鸡，铸造于3000多年前的青铜器，解答了多少炎黄子孙关于“中国”这一亘古悠长的话题和疑惑。当我亲眼目睹了何尊以及那些珍贵的铭文，了解了何尊的前世今生，知晓了“中国”一词的诞生，还和宝鸡这个因历史厚重而被称为“中国的早晨”这个周秦文化的发祥地有着密切关联后，从青铜器博物院参观完再走出时，我的心里自然就增添了一份满满的收获和无比的自豪——这真是青铜铸文明，宝鸡有故事。更何况我与何尊还是“同乡”呢……

说完了“中国”一词，在此一并再来说说“中国人民”这个词组。先秦时还没有“中国人民”这个词组，当时“中国”和“人民”都是单独使用，词义也远不同于今天。比如就连“人”和“民”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中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民，众萌也。”那么，“中国人民”到底最早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呢？据史学界研究成果并取得的共识认为：是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最早说到的，文中有一句话说：山西、山东、江南、塞北等地的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爱”。这里的“中国人民”一词虽与先秦时期的意义并无大的差别，但因为它第一次将“中国”和“人民”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偏正词组，所以说，是司马迁最早创造了“中国人民”这一词汇，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0——公元前90年之间。由此可推算，从何尊中第一次有了“中国”到《史记·货殖列传》中第一次有了“中国人民”，历史已经走过了近1000年的漫长岁月，经历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朝、楚汉相争到西汉这些历史朝代。由此看来在封建社会尤其是早期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特别是文化繁荣都是比较缓慢的，当然这中间也出过一些伟大的历史人物和重要的文化著作，但社会上总体的发展进步和后来是不能相比的。即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尚能创作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部伟大的巨著，并且首次创造使用了“中国人民”这个词汇，也算作是对后世社会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最后再说一下“中华民族”这个词组，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使用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在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说到：“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只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期间产生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时间在1902年，距今有120年。

门口那两双鞋

文/祝师斌

我家隔壁门口的鞋架上，孤零零地摆放着一双黑色运动鞋，乳白的橡胶底，漆黑的网状面，像两只孤绝的老鸦，哀伤地低垂着头，默默地伫立在清寂的尘埃中。我每次从楼道走过，都会不自觉地多看两眼，目光投去的是无限的哀怜。

原来在黑色运动鞋旁边，还偎依着一双红色运动鞋，两双鞋平时总是成双成对，相互依傍着摆放在一起，像一对卿卿我我的情侣，看一眼就能带给人一片温馨和柔情。

运动鞋是江校长和他老伴武老师的。他们老两口像那两双鞋一样，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形影不离，安静地、温存地、幸福地生活在我的隔壁。我每次碰到他们，都会被他们温存体贴的神色所感染，像一股暖流抚平了我心中所有的愠意。我常常想，如果人生都能像那两双鞋的主人般恩爱，相依相偎，守望相助，生活中的那些磕磕碰碰、纠纠葛葛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一次见到江校长和武老师，是去年初的一个傍晚，他们在楼道里打扫卫生。江校长挥舞着拖布卖力地拖地，武老师跟在他身后用抹布擦窗框。落山的余晖披洒在他们身上，身影一前一后，闪烁着柔和的金光，特别赋有诗意和美感。我误以为是物业派来打扫卫生的保洁，心里暗暗地想，这两位气韵可亲的老人怎么也来干保洁了呢？嘴里不由夸赞起来，“不错，打扫得蛮干净的嘛，这回物业总算派对人了。”老人抬起头，笑容可掬，“好，我们一定努力，保证楼道每天干干净净。”朗朗的笑声在楼道里回响。过后我才听妻子说，他们是隔壁新搬来的邻居，我为自己的冒失懊悔了半天。

也就是从做邻居那天起，我发现了他们家一些秘密：平时房门总喜欢敞着，门口挂着淡紫色的老式塑料串珠门帘；门口边的鞋架上总是摆放着一红一黑两双运动鞋。尤其是那两双运动鞋，从来都是形影不离，似乎是在向人表白“陪伴是最长情告白”。每每看到这两双运动鞋安然相依，我心里就会荡漾出丝丝的暖意。在我看来，懂得珍惜亲情、能够琴瑟相和的人，从来都是最可爱的人。

时间长了，我妻子与他们老两口慢慢熟络起来。从妻子的口中得知，老两口都是退休多年的老教师，原来在县上一所高中教书，老头姓江当过校长，大家都叫他江校长。老伴姓武，在教学一线辛勤了一辈子，因为身体原因，隔三差五要到西安去做检查。他们离家时总要跟我们打招呼，拜托我们留心帮忙照看家门。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他们离家后门是锁着的，而且每次都很谦逊、很客气，仿佛要给我们添多大麻烦似的。

我因为工作原因，每天清晨要早早地去上班。在楼道等电梯时，总能闻到一股苦涩的中药味，从隔壁淡紫色的门帘里飘出来，充斥着我的鼻孔。我知道，这是早起的江校长在为武老师煎药。听江校长说，武老师十几年前得了宫颈癌，虽然做了手术，但一直要靠中药调理。江校长十几年如一日，每天早起为武老师煎药，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我每天早上透过隔壁的串珠门帘，总能在充满中药味的迷濛水气中，隐约看见江校长清癯的身影，我心里就热乎乎的，浑身充满春天般的暖意。

后来，从武老师口中我们得知，这几年她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癌细胞不断扩散，每月要到西安做体检化疗。难怪武老师每次从西安回来，都显得极其虚弱和疲劳，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即便如此，她仍然显得很积极、很乐观。我经常在傍晚时分看见江校长挽着武老师的臂膊，在楼下小树林边散步，他们相互搀扶着，像两只相伴终老的比翼鸟，金色的夕阳把她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经常在楼道里听见他们读诗和唱歌的声音，有时是江校长拉着悠扬的二胡，武老师亮着轻柔的歌喉；有时是两人合作朗诵徐志摩的诗歌，声音是那样的温柔优美，在楼道里低低的荡漾，丝毫看不出他们有任何的悲观和忧伤。每每看到这温馨的场景，我就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但愿岁月静好、时光不老，但愿人间太平、真情常在。同时把目光投向门口，那一红一黑两双运动鞋，像两对相互偎依的鸳鸯，温存恬静地伫立着，任由楼道的廊风四季拂过，一切安详而美好，我躁动而疲惫的心也顿然舒畅了许多。

一天晚上，我妻子从外面回来，神色凄婉地告诉我，隔壁的武老师没了。我惊得睁大眼睛，“没了，武老师？怎么可能呢？”我心里一酸，想让她告诉我，说的不是事实。“是的，是咱们隔壁的武老师，刚才江校长亲口告诉我的。”“可……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几天前江校长和武老师去西安体检，专门到我们家来辞别，我正在教训我那不听话的儿子。趁武老师和我妻子说话，江校长把我叫到一边，像老师般严肃而认真地开导我：“对孩子，可不能那样粗大气的训斥，要多赏识他们，赞赏他们的优点，学会与他们交心做朋友。”临走前，武老师还摸着我儿子的小脑袋，柔柔的说：“不要惹爸爸妈妈生气啊，做个听话的乖孩子。爸爸妈妈多不容易啊。好好的听爸爸妈妈的听话，奶奶回来给你买好吃的巧克力糖。”眼里满是慈爱。

没想到，武老师对我儿子的那番劝导和逗哄，竟然成了她留给我们最后的话语。我一直以为，武老师这次去西安如同以往一样，老两口会相互搀扶着平平安安地回来。我们也会像往常一样透过淡紫色的串珠门帘，还会看见武老师坐在餐桌旁深情地注视着江校长，江校长在厨房里忙着给武老师熬药做饭的情景。从今往后，这场景不会再出现了。瞬间，我想到门口那两双运动鞋，原以为会不离不弃、百头偕老地相伴一生，可如今……那一夜，我思绪纷杂，一会梦见武老师回来了，对我们说她的病好了，不用再去西安了；一会又好像在跟我们告别，让我们帮她照顾好家……朦朦胧胧眬的，通宵没睡好。

天亮起来上班，在楼道等电梯，蓦然一扭头，又见到江校长在灶台边为武老师熬药的身影，一股苦涩的药味从串珠门帘里飘出来，充满着整个楼道。我心中诧异，轻轻地走过去撩开门帘，江校长清癯的背影对着我，在厨房昏暗的灯光下，是那么落寞而哀伤。灶台上的中药罐里冒着一圈圈氤氲的水气，燃气灶上窜着微微的蓝色火苗。“江校长……”我轻声地叫他，他脸朝着微明的窗外纹丝未动。“江校长……”当我叫他第三声时，他猛地一震，转过身，眼里满是泪痕……

“江校长，武老师她……”“唉，她走了……”一声细如微风的叹息，重重地击碎了我的心。“那这药……”“十几年来习惯了，一时改不了……”我心里一颤，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多么有情义的男人呀，十几年来为多病的妻子早起熬药，竟然熬成一时改不了的习惯！我明白，真正改不了的，是他对妻子那份深深的眷恋和关爱。可如今，药味氤氲，斯人已去，徒留浮生长恨……

我望着药罐里腾起的一圈圈水气和笼罩在水气中孤寂哀伤的江校长，心里生出无限的悲凉。一回首，鞋架上那双红色的运动鞋还在，静静地偎依在黑鞋旁边，在廊灯的照耀下，如一摊鲜红的血，晕染在楼道的地板上……

百年牌匾见证盛世

文/倪银高

今年10月18日，千阳县草碧镇董坊村五组一村民简朴的农家小院里，响起了阵阵的鞭炮声，一块上书“皇恩浩荡”的百年牌匾，由它的保管人倪双都亲手交到县文化馆文博管理人员的手中，圆了主人多年的梦想。

这块木质牌匾，呈长方体，高110厘米，宽68厘米，厚约8厘米，在其四边上成45度镶嵌有宽4厘米的外檐，使牌匾显得华贵大气。两竖檐上各有一条头部朝上栩栩如生的盘龙，在顶部华盖和下部底座上，饰有彩色云纹和水浪。牌匾上部写有“奉旨”两字，正中用楷书题写着“皇恩浩荡”四个大字，笔力遒劲、端庄厚重。盘龙和题字均采用沥粉贴金工艺，使其富有立体感。匾的右侧书写有“钦命陕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五统纪録十次陶”，左侧书写有“贵府倪老爷（官印）统”，最左侧书写有“光绪十六年本月吉日立”。牌匾用上等油漆彩绘，题字疏密有致，造型协调美观，虽历经一百三十三年，但风彩神韵未减，是县域内较少见到的珍贵文物。晚清光绪皇上给一普通农户赐匾，其中还有一段光荣而辛酸的历史。 

清同治（1862）年间，陕西时局动荡，战乱在千阳持续了七年之久，给百姓生活带来了深重灾难。为了减轻人员财产损失，县内大多数村落均据险修筑了土堡。董坊村居县西，塬上人口较多，因自卫自保之需，也不得不动工修筑土堡。倪家祖上人丁兴旺，倪统、倪博、倪秀三弟兄在村民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也具有号召力。他们带头出钱出物，不畏困难，率先行动，组织带领董坊村民和塬边、坡头村的部分群众，在上塬路坡顶董坊塬西南口，临寇家河东坡悬崖边，修筑了一座气势宏伟的土堡，至今形制犹存。土堡东西长200余米，南北宽90余米，墙高10米，底宽7米，顶宽2米。堡内西边地势低，整修成了两台，村民习惯称作二套堡，堡的西北角和东南角墙顶上建有哨房，在东边开有门户，三边挖有宽、深近9米的沟壕，坚固可靠，易守难攻。据知情人介绍，堡子内曾经掘有一口水井，还巧妙地修筑了一个口面直径5米、底部3米、深5米的带盖储水桶（俗称“大木梢”），堡内三面布满了窑洞，有厦房数间，可容纳近百人居住避难。

当时，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加上突遭战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修筑过程中，倪统三弟兄带领村民勘察设计，投资投物，不舍昼夜，耗时数年才修筑完成这一巨大工程。它不仅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更是董坊村全体村民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携手同心筑就的一座避难之地。

据《增续千阳县志人物传》记载，土堡修成后，在堡内躲避的村民曾经被围困数日，堡内断粮断水，老少难以为继，在这紧要关头，身怀武艺、一可抵三的倪统族人倪根功，乘防守间隙，身背水袋，潜出土堡，去寻找救命水。当他背上水袋返回时，埋伏在暗处的哨兵发现了他，便围追堵截，倪家勇士且战且退，不幸掉入村内的一个土坑内，惨遭杀害，留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佳话。

旷日持久的战乱结束后，地方政府着手抚慰百姓，安定民心，恢复社会秩序，乡绅村民感念倪统家族的恩德和忠烈事迹，反复向上荐举，请求朝廷给予嘉奖。清光绪帝委托时任陕西布政使署理陕西巡抚陶模代朝廷于1890年授匾，褒扬倪统之义举，并欲授七品军功，倪统淡泊名利，坚不领命，甘愿布衣终身。

这块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牌匾，是倪家先祖用汗水和生命换来的，几代人都珍爱有加，当作传家宝，把它悬挂在正房的门楣之上，供后辈人瞻仰。近十年来，不再悬挂于室外，偶有上门欲高价买走的，都被断然拒绝，至今妥善保存完好。

“散发着尘味的牌匾，浓缩着一段历史的记忆，承载着倪家先祖的荣光。如今，社会安定和谐，国家繁荣昌盛，人人都在奋力追逐着自己的幸福梦想，把牌匾捐赠给国家，这是我应该做的！”倪双都如是说。

（来源：宝鸡市文联）

编辑：王可